（驻意大利使馆政治处 杨雁雁）

　　对于欧洲中世纪的人来说，中国是一个未知世界，几乎不存在。在想象中，那是迷人的异国风情与可怕的形象并存的地方。在13世纪，蒙古帝国的铁木真组建强大的军队，1215年攻陷中都（现北京）并占领繁荣的中国北方后，掉头直指西方。1241年，成吉思汗继任者窝阔台制下的铁骑象飓风席卷欧洲的心脏。他们入侵匈牙利，掠夺波兰，消灭了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军队，然后转向奥地利，一直杀到了亚得里亚海边的弗留利（现意大利东北方）和达尔巴提亚（现克罗地亚）。正如意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·阿奎那所称：“（蒙古军队）到亚德里亚海洗战马”。12月11日，窝阔台的死讯遏制了蒙古军队大规模的军事攻势，蒙古铁骑又象潮水般地退回了境内。

　　欧洲处于一片恐慌，最终各国君主决定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。于是，一些勇敢的传教士，在马可·波罗到达上都的30年前，作为教皇的外交使节，远赴万里之外的东方，开始了传教和外交相结合的使命。1245年在里昂举行的主教大会上，讨论了“反对鞑靼人的举措”（Remediium contra Tartaros），教皇英诺森四世（InnocenzoⅣ）决定向蒙古宫廷派遣由方济各会修士乔瓦尼·迪皮安·德尔·卡尔皮内（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）率领的宗教外交代表团，向大汗递交一份教皇勅令。勅令发出了两个信号：

　　“我们强烈地向您表示我们的忧虑，因为你们已经占领了众多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国家，你们蹂躏那些国家后使之成为荒凉之地，他们仍在顽强地抵抗你们伸向更远处的破坏之手……我们警告、祈祷并且强烈地哀求你们放弃新的进攻，尤其是放弃对基督徒的迫害”。

　　“我们遵循“和平之王”的榜样，希望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，并和谐生活在对上帝的信仰中。”

　　窝阔台之子贵由汗（Guyuk）接见了卡尔皮内修士，傲慢而自信地答复英诺森四世：

　　“如果教皇您及所有的国王希望与我们达成和平，就别犹豫到我们这里来，听听我们的回答和愿望……您说，我造成了大量基督徒，尤其是波兰人、莫拉维人和匈牙利人的人间惨剧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……他们不服从长生天的旨意，也不忠于成吉思汗，所以长生天下令消灭他们并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。……从太阳升起到日落的所有土地，都从属于我。谁能违背长生天的意志？如果您不遵循长生天的意志，不听从我们的建议来祈和，就意味着向我们宣战。其结果，只有长生天才知道。”

　　“您希望我们受洗礼、成为基督徒，我同样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你们西方人，以是基督徒为荣而蔑视其他人。但你们怎么能够知道，上天把他的恩宠给了谁了呢？我们热爱长生天，长生天赋予我们力量，踏遍东方和西方……”

　　随后，法国国王“圣人”路易派遣多明我修会修士安德烈·德朗朱莫、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古列尔莫·德鲁布鲁克修士相继来到东方，向蒙古帝国的当权者递交书信。忽必烈甚至委托商人马可·波罗的的叔叔们－马太和尼可洛带信给教皇克莱门特四世，请其“派遣至少100名能工巧匠和宗教专家”。波罗家的两位叔叔在返回元朝大都时，给忽必烈带来了两份礼品：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复信和马可·波罗。

　　在接近13世纪末时，元朝与穆斯林地区的对立已经相当严重；伊斯兰教几世纪以来，一直是基督教的敌人。欧洲发现，蒙古军队既入侵基督教世界，也侵略了伊斯兰国家，他们并没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选择敌友。因此，欧洲君主们希望试探与蒙古帝国建立起反伊斯兰教的联盟。这个建议似乎得到了元朝皇帝的支持。1289年，元朝皇帝致信给法国国王表示：

　　“我们同意您派遣的使节说的话，我们将在虎年冬天的最后1个月出兵，在春季的第1个月的第15天到达大马士革。我们将遵守诺言，在约定的时间派出军队。我们将占领耶路撒冷，并将其归还给您”。

　　1302年，海山汗致信教皇博尼法乔八，催促他派兵反对苏丹：“我们正在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。您应当动员您的军队，派遣他们与功丹作战。不要迟于我们约定的时间。……您向滕格里祈祷，并准备好您的军队吧！”

　　但随着东西方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，这种精神上的军事联盟并未变成现实。

　　这些信件目前均保存在梵蒂冈的秘密档案中。通过特殊渠道，在意大利特莱维索市举办的一次元代文物展览中才得以重见天日。

　　7个多世纪后，当我们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崇尚金戈铁马的蒙古帝国，竟然与欧洲的君主们神交已久，在外交书信上或唇枪舌剑或温言礼让，促成了中西方当权者的直接对话，使相互之间的了解明显增加。可以说，与西方世界的正式官方往来可以追溯到蒙古帝国（元朝），从卡皮尔内到马可·波罗，中西方在13世纪的交往实在是丰富多彩，令人目不暇接。